從唐代開始，正式確立了「五刑」制度，即所謂的笞、杖、徒、流、死，此後歷朝皆沿襲五刑之制。因此，押解徒、流刑犯也就成了地方州縣衙門的主要司法工作之一。
在很多影視作品中，尤其是【水滸傳】中，就經常能見到衙役押解梁山好漢至配所的場面。然而影視作品對很多細節都沒有進行描述，禦史就以清代為例，具體來講一講押解人犯的相關程式和制度。
人犯遞解的幾種型別
清代押解人犯比前代更加繁忙也更加細密，除了押解徒、流人犯至配所外，還得將未定罪的人犯從州縣押至府、省兩級衙門受審。在押解人犯的過程中，初審州縣要派出差役，沿途所在州縣也得派人護送，這個程式叫「接遞護解」，也稱「遞解」。
州縣遞解人犯的情況分為三類：一種是徒以上刑犯解至上司衙門復審；二是每年秋審時被判斬絞
監候
人犯押解京師刑部；三是秋審最終判決為軍流徒之罪犯遞解至配所服刑。
按照【大清律例】的規定，原州縣起解人犯，必須嚴格按照「一犯兩役」的標準執行，即一個人犯配備兩名押解差役。沿途經過的州縣，也得派出兩名差役或兩名營兵護解，這麽做的目的是為了防止人犯半路逃脫。
這種情況就和影視作品中的情節不一樣，也就是說，押解人犯的差役在原州縣境內是兩名，而出了本州縣境內以後，都是有四名差役或營兵護解的。所以說，人犯半路逃脫的可能性並不大。
徒流犯屬於較重的刑犯，押解過程中需戴鎖銬，原州縣長官要發給差役公文，規定每天的行駛裏程為50裏，每過一州縣都要投遞公文，當地州縣官在經過審查之後，然後派人護解。
黃六鴻在【福惠全書】中就有押解人犯方面的記載：
「遞解人犯，查明解役是否正身及人貌與文冊是否相符，解役有無短少；尋常遣、軍、流均應派解役二名，又撥營兵二名，接遞護解，按程計限，催取回照。站長之州縣，護解重犯一日不能抵程收禁者，中途有巡檢、營汛衙門，報明點驗，添撥兵役，協同原解收營，奉旨提解要犯，不準借病逗留。」
軍流人犯發配地的確認
每年秋審之後，是州縣押解人犯最繁忙的時候。州縣衙門在接到刑部公文後，限定七日內將「決不貸時」的人犯押赴刑場處決，徒流犯則在兩個月內起解至配所。
徒流犯發配到什麽地方，發配多少路程，是根據犯罪情節輕重而定的，有的流三千裏，有的是兩千裏。可能有讀者對徒罪還不是很清楚，通俗地說就是將犯人發配到某地充當苦役，有固定的服役年限，期滿後便可釋放。徒罪一般都是發在本省驛站充當苦役，所以正常情況下路程不會太遠。
流罪相對而言屬於重罪，按不同情形定有發配裏數，但是清初時期具體發到什麽地方並沒有硬性規定，通常做法是將軍流犯發往東北寧古塔、三牲、烏拉等地種地，或給披甲人旗兵為奴。
乾隆元年出台制度，將漢人充軍人犯發往煙瘴地區；乾隆八年，刑部編纂了【三流道裏表】，十五年兵部又編纂了【軍衛道裏表】，三十七年兵部再編【五軍道裏表】。此後，所有軍流人犯均按【三流道裏表】和【五軍道裏表】上記載的裏程數和配所執行。
正如【大清律例】中所載：「流犯依本省地方計所犯應流道裏，定發各處荒蕪及瀕海州縣安置；應遷徙者，遷移離本土一千裏外；徒五年等發本省驛站。」
從乾隆中期以後，流徒犯的發配地和道裏形成客製，規定職官、滿洲人以及十惡不赦者發配新疆烏魯木齊、伊犁等地當差為奴，其次是發往東北吉林、黑龍江將軍所屬地方；一般漢人流犯按【三流道裏表】和【五軍道裏表】，發往內地各直省安置；徒犯發本州縣、本省驛站充當苦役。
押解人犯過程中遇到的突發情況
從清初開始，發往各地的軍、遣、流犯除了官犯以外均要在面部或手臂上刺字，如果妻子願意隨從的，還要和妻子一同發配。
人犯由於身帶鎖銬行動不便，體力消耗也較大。所以朝廷也出台了相關的制度對犯人進行了有限的保護，如途中遇盛暑六月或十月寒冬，那麽可以就地收監，等過了六月或初春時再繼續遞解。
當然最常見的還是途中生病或死亡。如果犯人途中染病，解役就要及時向所在地的州縣官匯報，然後就地醫治，不過為了避免人犯拖延時日，規定治療時間不得超過一百天。
如果人犯在押解途中死亡，那麽所在地州縣官和督撫要派專人進行調查，若是沒有發現解役有虐待現象，只是人犯本人身體狀況所致，則不追究責任。而要是虐待情形，那麽有關責任人將會面臨嚴厲的處分。
被發配到邊疆當差種地的犯人，統稱為「流人」，他們中有的是官僚士大夫，有的是平民百姓，其中還有很多是受到牽連的無辜老幼家屬及隨配妻室兒女。他們在失去自由的條件下，在東北、新疆常年勞作，盡管其中透露出封建專制時代的黑暗，但是客觀上也促進了東北、西北地方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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