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与二郎侄》中写道“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 这是苏轼写给苏辙的第二子苏适的一封信。信中从文章风格的角度，论述了绚烂与平淡的辩证关系。虽然此处说的是文章但也可以视为宋代流行的思想意识和审美观念，大名鼎鼎的宋徽宗所喜爱的汝窑即可视为这种潮流的例证。
宋 佚名绘 《宋徽宗赵佶半身像》 乾隆年间重裱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辟了金石学的新领域，对商周铜器秦汉以至隋唐碑刻均做了审定考释，因而在宋代最为后人称道的陶瓷艺术中深深地留下了“慕古”的印记。
接下来以北宋汝窑三足樽为例，欣赏其造型的形成痕迹及期间产生的变化。
宋 汝窑三足樽
大英博物馆藏（原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藏）
宋 汝窑三足樽
美国辛辛那提美术馆藏
宋 汝窑天青釉弦纹三足樽
故宫博物院藏
三足樽明确是北宋时期汝窑烧制的仿汉代铜樽造型器物，以弦纹装饰和天青釉色为典型特征。器呈直口筒腹造型，外壁装饰七道弦纹，平底承三足。汝窑三足樽存世稀少，目前已知仅存以上三件整器，同时三足樽常与配套的三足承盘共同构成完整器用组合使用。
宋 汝窑天青釉刻御题诗文三足樽承盘
故宫博物院藏
同一时期定窑以及稍后南宋时期的官窑亦烧制类似器型三足樽，体现宋代审美趣味的工艺共性。
北宋至金 定窑白瓷弦纹樽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 官窑青瓷弦纹樽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我们现在明确此类器物称为“樽”，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它被称为“奁”。樽与奁这两种器物常常被混淆。 “奁”更多是用来存储与梳妆相关，最早为单层，汉代出现双层奁同时流行多子奁。奁以圆形为主，带盖，常集多种工艺为一体。“樽”则为战国时期出现的日常实用酒器，分盆形和筒形两类，器下常设三足。
战国中期错金银龙纹铜樽
湖北省博物馆藏
“奁”一般不会被误认为“樽”，而“樽”却常常被误称为“奁”或“三足奁”。这种误导始于宋代的金石学著作对古代器物的初期研究存在很多疏漏。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收录了两件器物，两件皆为圆筒状下有三足。其中一件带提梁和盖，另外一件盖顶上有一立鸟，腹中部饰一对衔环铺首，底有三个熊形足。吕大临将这两件器物均命名为奁。
携奁——亦政堂重修考古图
宋吕大临撰
清乾隆17年黄氏亦政堂校刊本
汉 铜奁
故宫博物院藏
凤奁-亦政堂重修考古图
宋吕大临撰
清乾隆17年黄氏亦政堂校刊本
汉 鎏金熊足奁
故宫博物院藏
宋徽宗敕撰，王黼编撰的《宣和博古图》中也收录了一件命名为“四神奁”器物，盖顶饰有三个兽形小钮，下面有三个熊形足。
周四神奁-泊如斋重修宣和博古图录
宋 王黼等撰
明万历十六年泊如斋刊本
因为此种“误解”让后世经历多年才解开。完整形态下的“樽”通常还有与之搭配的承盘配套使用，同时樽上置盖。如邯郸市博物馆收藏的东汉金银涂乘舆大爵酒樽，其托盘底部有隶书铭文：“建武廿三年蜀郡西工造乘舆大爵酒樽。”
东汉 金银涂乘舆大爵酒樽及承盘
邯郸市博物馆藏
但有时历史也让人产生迷惑，同样的器物，同样的造型，甚至制造年代都极为相近的两件器物，名字却不一样。如故宫收藏的一件“建武二十一年斛”，其铭文明却是“蜀郡西工造乘舆一斛承旋（承旋指托盘）”
建武二十一年斛
故宫博物院藏
斛为量器，一斛等于十斗，究竟为酒器还是量器，抑或是表示容量大的酒器，不可确知。再或者在制作量具的时候因筒形规矩，推此有承续和借鉴了“樽”的可能。
从器型发展的连贯性为参考，另外一件汉代新莽时期的量器可互为比照，用桶形“樽”的造型基础，去做“斛”或其他量具就不足为奇。
新莽嘉量
台北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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